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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支付不是要取代现金******

　　姚 进

　　近日，一则“大额纸币会逐渐退出市场流通”的传言引起涟漪，甚至有观点认为此举是为了推广数字人民币。显而易见，这是一种误读。人民币现金是国家法定货币，数字人民币研发不是为了取代现金，而是为了助力数字经济发展，提升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需要。在可预见的将来，现金仍将长期存在。

　　由于纸币在流通过程中会逐渐老化，变脏变旧，这种“脏污”类型的纸币，属于不宜流通人民币。为进一步提升流通中人民币质量，2022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新版《不宜流通人民币 纸币》(JR/T0153-2022)金融行业标准，对脏污指标评价标准进行了提升。目前对一些纸币的回收，是为了进一步提升流通中人民币整洁度，确保公众用上“放心钱”“干净钱”。

　　近年来，随着第三方支付手段的普及，购物、用餐、加油、买票等诸多场景的现金支付已逐渐被手机扫码取代。移动支付的飞速发展改变了传统的支付方式，也改变了大家的支付习惯。有人说，现在出门不带现金不要紧，忘带手机则“寸步难行”；有商家说，使用现金成本较高，需要花时间去清点和保管，而且有安全上的顾虑；甚至有观点认为，既然移动支付是大势所趋，那么整顿拒收现金就是多此一举。

　　这些观点看似有一定道理，实则不然。人民币是我国的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现实中，部分商家或公共服务机构拒收现金的行为，不仅剥夺了消费者的支付选择权，也损害了人民币的法定货币尊严，更不利于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公平、在重大自然灾害等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支付需求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尤其对老年人来说，拒收现金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早在2018年，监管部门就曾明确鼓励多元化支付方式发展，整治拒收现金行为。2020年12月，央行就规范人民币现金收付行为有关事项发布专项公告，重申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现金，不得排斥和歧视现金支付。可见，不论是什么原因，都不能成为拒收现金的理由。

　　目前，我国已形成现金、银行卡、互联网支付、移动支付并存的多样化支付工具体系，同时数字人民币研发和试点工作正在稳妥推进中。不同的支付工具各有优势，能较好地满足不同市场主体的支付需求。鼓励多元化支付不等于对现金说“不”，而是应该将选择支付方式的权利交给消费者。既要肯定多元化支付的意义，加强对各类支付结算方式的推广，也要充分尊重公众支付结算习惯，包括使用现金支付的习惯。

　　需要强调的是，数字人民币作为百姓日常消费支付手段的补充，不是为了取代现金，二者将长期共存。对于一些人担心的数字人民币会侵犯个人隐私问题，应该看到，数字人民币作为央行发行的法定数字货币，会充分尊重隐私与个人信息保护，并在此基础上做好风险防范。在实物现钞依然发行的前提下，公众仍然可获得实物现钞所提供的完全匿名性，不会因数字人民币的发行而受影响。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